第4节(3/7)

时，王士也已化缘归来。由于前几天莫窟正在举行庙会，往来香客很多，为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藏经，王士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的，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于是，斯坦因说他是来莫窟拍摄画照片的，只字不提藏经之事，而是通过蒋师爷和王士行了初次接。蒋师爷向王士表示斯坦因愿意提供一笔捐款帮助他修理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写卷，王士表示同意，但当蒋师爷表示斯坦因实际上想购买一些写卷时，王士立刻警惕起来。

一方面藩台衙门有封存藏经的禁令，另一方面王士也怕这样会被别人发现，对他本人和他所的“功德”不利，因此，王士拒绝了斯坦因的要求。接着，他提请王士领他参观窟正在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虽然对王士的新塑像极为鄙夷，但他却从中发现了王士对宗教的虔诚，因而借机表示对王士的敬佩，王士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接着，斯坦因又向王士嘘说，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又娓娓动听地向王士述说自己是如何追寻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经千难万险而来到敦煌的。常言“佛一家亲”，这番话果然打动了王士的心。

当夜，王士悄悄地将一捆经卷给蒋师爷拿给斯坦因行研究。说来也巧，这些经卷的题记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从梵文译为汉文的。这个偶然的巧合，给斯坦因带来了新的希望。第二天，斯坦因对王士说他之所以能在这一天看到由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圣人玄奘在冥冥间作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来自遥远的印度的佛经送回原来的地方。王士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斯坦因这番话使他到这一巧合的确是神灵的召示。夜，王士拆除了封堵藏经的砖墙，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之门。之后，在昏暗的油灯，斯坦因看到“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无章。经卷堆积的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剩的空间仅能勉容得两个人。”

由于窟太小，光线又暗，不便阅读，王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移到窟前室的一间小屋。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又将窗用纸糊上。之后，每天夜里，由王士，取一捆捆写本，拿到小屋里让斯坦因研究。由于写卷越来越多，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每个写本都编目录的打算，只是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最后斯坦因捐一笔钱作为酬劳，送给王士，并约定在离开中国之前，除他们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这些写本、绘画的来源。对这笔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版的考古报告里写：“当我今天回过来检视我用4锭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易简直有不可思议。”

6月中旬，斯坦因带着从王士手中获得的藏经文前往安西“探险”。四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时，给王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去了一次莫窟，从王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书。16个月后，装满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打包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便平安地存在敦的英国博馆里了。

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写了此次考察的个人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两卷本），1912年在敦版。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由英国津大学版社版。书籍上市引起了列的动。此后，法国、国、日本、当时的沙俄等国家均派人前来莫窟“考察”，借机掳走大批古籍。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行考古“探险”时，再次来到敦煌，又通过王士等获得了五大箱写本文书。虽然，大分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及北京政府运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分是王士早已取并转移到安全地秘藏起来的，少分则是当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间的。由此，斯坦因成为获得藏经文献最多的人。

这是我结合了多资料总结来的。诚然，王圆箓并非贪财之人，他只是世外的家人，只是一心为了修葺庙宇，让莫窟香火再续，只不过差错地导致了国宝外。我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而后拿给大家看。

三光看过后给他人，回首问我：“付老的话你还记得吗？”“嗯，经书可能不在敦煌。”我了一支烟。

刚说：“难咱们真的要去新疆？”我站起来，不住地着烟。时间已经渐渐逝，大家都静静地等着我拿主意，我吐最后一烟说：“三光、崔力升，咱们去一趟曹教授住的酒店，你们其他人暂时先等我的消息吧。”说完，我们三个就了宾馆。

崔力升问：“你们上次不是去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去？”三光见我健步如飞却不说话，就说了我心中的所想：“佳亮现在没有主意，一步错就步步错。为了谨慎起见，只好先去看看曹教授那边有什么动静了。”崔力升明白了，了。

第七章 险象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