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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争相从四面八方赶来投奔。这其中，除了文学之士外，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等。同治二年（1863），留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访曾国藩，如实记录了所看到的景象：“当时各军官（应为官员，原文为officials）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凡法律、算学、天文、机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引之罗致之也。”（《西学东渐记》）周遭兵祸，唯安庆一隅人才济济，以容闳之见多识广，对此尚到惊异和赞叹，可见当时曾国藩的幕府是何等恢张，隐隐然有成为天重地之意。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安徽安庆人，迁居广东香山（今属珠海）。少年澳门礼逊学校（后迁香港）学习。光二十七年（1847）初赴留学，麻省芒松学校学习。与其同行的有黄宽等人。三年后，黄宽赴英国苏格兰丁堡大学学习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个赴欧学习西医之人。容闳则考耶鲁大学，咸丰四年（1854）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不久后回国，先后担任香港英府等审判厅翻译、上海英商丝茶公司书记等职务。容闳一度对太平天国持支持态度，曾于咸丰十年（1860）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向当时主持朝政的王洪仁玕（洪秀全族弟）提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七条新政建议。但这一趟容闳也看了太平天国的问题，不敢相信其能成大事，因此没有接受太平天国的任职。同治二年（1863），容闳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采购机，从此投师夷自的洋务运动。容闳曾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条陈，其中有一条便是选派青少年洋留学。李鸿章很赞同容闳的建议，也一再上奏。恭亲王奕?更有远见，反对李鸿章派遣二十岁青年留学的主张，力主选送十六岁以少年。当时中国人还是老观，认为外国是“蛮夷之”，而且报名留学者要由父母写保证书，申明女在外生死由命，所以家均不愿意将自家孩送去留学。同治十一年（1872），容闳、陈兰彬率领好不容易凑齐的三十名少年从上海启程，赴留学。这其中就有詹天佑、梁敦彦、黄开甲。到光绪元年（1875）九月为止，前后派四批少年留学生，共一百二十名。穿褂、瓜帽的少年到达国时，围观者云集。有国人见到他们脑后的辫，大喊“中国女孩”。自此，少年以留辫为耻。后吴嘉善接替陈兰彬任留学生监督，到国后发现留少年穿洋装、西教，甚至剪发辫，且不向他跪拜，然大怒，立即上奏朝廷说少年书没读好，倒沾染了不少恶习，请求撤回留学少年。恭亲王奕?最终决定召回了留学生。近代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的尝试遂告失败。容闳回国后，发现洋务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对洋务派的无所作为失望之，参加了戊戌变法活动，失败后被清廷通缉，不得不逃了北京。容闳国的梦想并未就此熄灭，于辗转亡中，又开始支持孙中山行的革命活动。民国元年（1912）一月，容闳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四月即病逝于国。从容闳坎坷的一生中，可以清晰地受到在屈辱的晚清时期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中国人报国无门的痛苦和悲愤。他总是在希望中失望，又在失望中重新燃起希望，希望却总是再一次地破灭，如此反反复复，最终还是壮志难酬。］

从时局而言，从咸丰一朝到同治一朝，再到光绪一朝，除了三个皇帝外，还曾经有三个被公认为有潜力君临天的人——这便是太平天国的最领导人天王洪秀全、恭亲王奕?以及湘军主帅曾国藩。曾国藩得以与洪秀全和奕?相提并论，可见其实力不容小觑。正因为曾国藩有如此声势，是以清廷虽然为猜忌，也绝不敢轻易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