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好里说，周忠贵跟田震的关系也就停留在工作层面上，几乎没有私下的交情，可没想到的是，端午节的晚上，周忠贵夹着一个小包神经兮兮地来到了治河工地，进了田震的帐篷，周忠贵故作深沉地盯着坐在桌前的田震，迟迟不开腔。在灯下翻阅图纸的田震瞟了周忠贵一眼，挤着眼睛问周忠贵：“拿什么孝顺我啊？”
没大没小的话，气坏了拿拿捏捏的周忠贵，他将小包朝桌上一扔：“孝敬你，哼！呶，粽子，爱吃不吃！”
田震眨着眼睛，从包里取出了一个铝制饭盒，打开一看，果然有四个精致的小粽子。甭问，这是尤蕴含的手艺。
田震当着梦中情人的粽子，田震哪还管他周忠贵呢，扒开粽子皮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周忠贵怪怪的努着厚唇，找了把折叠椅，斜坐在了主人的对面，然后诡异地问道：“怎么样，单身很爽吧？”
“你想体验吗？”田震随之做了个鼓掌欢迎的动作。
“去！”周忠贵恼怒地甩了他一眼。
周忠贵有个怪毛病，有空没事的喜欢在纸上乱画，这下，他捡起桌上的一支铅笔，一边往废报上涂鸦，一边拖声带调地说：“知道吗，我是带着任务来的，要不然，我才不愿意看你这张破脸呢。”
听到任务二字，田震自会想起尤蕴含。粽子问题、单身问题，估计都跟她有关。
周忠贵又翘起屁股，把头伸向田震，说道：“那个赵尔芳怎么样？你看，年轻漂亮，又有文化，还是个烈士遗孀。”
他扯起赵尔芳，田震并不奇怪，自从他离婚的消息传开后，有人横比竖比，总是拿赵尔芳往田震身上贴，这种撮合习惯，生活中比比皆是，也很容易理解。把爱情当作商品看待，是最朴素、最顽固的哲学，不值得大惊小怪。面对周忠贵那迫切的眼睛，田震很快就亮出回击的毒舌：“老周，赵尔芳确实不错，我也愿意给你当红娘！”
周忠贵有时嘴笨，在田震的反击之下，只是怒目圆瞪，却说不出话来。
仿佛猛然间，田震觉得这样拿自己的女同事涮周忠贵不太妥当，便收敛起表情，一本正经地对周忠贵说：“我的事儿，就不用了你这大书记操心了。再说了，赵尔芳是个明白人，她清楚我穿什么鞋子。”
“臭，臭，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周忠贵骂了田震一句，又落下屁股对田震说。“老田，你把姜元成弄了来，可要留意啊，别光想着业务。他对赵尔芳一直不死心，别让他干出伤风败俗的事来呀。”
“都这么大了，他们不要脸，那咱就当猴看。”田震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周忠贵又敲着桌子告诫田震：“同志，不要掉以轻心！姜元成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吗。他的阶级立场、思想品质都有问题，我们的治河工程进展顺利，马上就要修筑拦河大坝了，关键火候，如果我们放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一旦遭到敌人破坏，怎么向党交代啊！”
“啊呀，老周，你又来了！”
周忠贵见他不以为然，严肃地绷起了脸：“什么又来了！老田，往后说话可要注意了，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马上就要到来，当心你的脑袋被舌头砍掉啊！”
由于思想观点不一致，田震赶紧把盒子里的粽子倒在了空闲的瓷缸里，用驱客的神态朝周忠贵挥了挥手。周忠贵无奈，收起了饭盒，对田震说：“噢，跟你通报一个情况。考虑到你跟毕克楠的接点太多，党委进行了干部调整。毕克楠到粮管所当所长，管理的人也多了，岗位也重要了。”
田震却惊讶了：“她到粮管所？要是，要是她使起性子来，卡住工地的粮道怎么办呀？”
“这一点党委也想到了。”周忠贵抓起小包，回应道。“老肖是从粮管所出来的，可以让他兼任粮管所的党支部书记，实行支书负责制，毕克楠主持日常工作，重大问题必须党支部决定。”
田震朝周忠贵咧嘴笑道：“处理人事问题，你是老手啊！”
他话里的含义，周忠贵不会听不出来。
果真像周忠贵说的那样，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来了，这场运动就是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场运动，书上的记载很多，似乎城市和乡村一个样子，声势浩大，翻天覆地，但在胶东这一带的乡村，正赶上“三夏”大忙，农村人瞅着农时，忙着割麦子，种秋粮，对这革命那革命的兴趣并不大，民以食为天嘛。农民的乾坤看似简单，却无比深刻奥，不看天不看地，一切看农时，农时逼紧了，他们才不管运动不运动呢，先干好农活再说，要不就得饿肚子。这不，转眼就过了“三夏”，全国上下又兴起了大串联，偏偏这个时候，“三秋”大忙临门了，两个月的秋季生产，事关农民当年的口粮和来年的庄稼，大家顾不上那些响亮、动听的时髦口号，扑下身子，全心全意抓生产，等到天寒地冻了，才有闲心跟着潮流玩运动。不过，乡下人的运动跟城里的大不一样，城里人坐在高台上、屋子里，慷慨激昂，无拘无束，大字报、大辩论，什么惊心动魄玩什么，到了点，食堂里一坐，大白馒头一啃，浑身精神饱满，干劲倍增，可以连续作战，可以挑灯论剑，但乡下人就不行了，批判会开了一半，一半人就得退场，上山去打猪草，大字报写了一半，就得去砍柴做饭，有些好事的中学生扛着凳子在街头论战，辩到了高潮处，家长拖着锄头来了，一声吼叫，气宇轩昂的辩士立刻就蔫了，乖乖地接过锄头下地去了。
当然了，共和国是不允许政治运动的真空存在的。到了运动的第二年，各路工作组开始向农村进军，农忙时到田间地头发动群众，农闲时到热炕头上鼓动群众，言而总之，非把运动搞起来不可，这一来，有些群众联系实际，对过去一些干部的错误做法有了认识，也想街机敲打敲打他们讨厌的干部，但要命的是，有些群众的情绪刚刚起来，农忙又到了，一坡麦子不能不割吧，于是乎，大家的政治意识再次被生存意识代替了，甩掉了一切与农活无关的杂念，老老实实回归到了农民的角色，所以，农村的政治运动一波三折，跌跌撞撞，没有城市里的潇洒、持久，更没有城市里的惊涛骇浪和高潮迭起。
直到1968年的春天，青云河一带的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年，造反派兴起了夺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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