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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九月二十一日午三多，带着Caresse在JFK机场登机的时候，我刚好过了二十七岁的生日，也刚好了结了我的婚姻。我们要坐差不多十四个小时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转机，到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晚上十多了。这条路线跟我五年之前初到国时走的刚好相反，那个时候是上海——北京——纽约，然后坐途汽车到波士顿。走国际到达的时候，我甚至有张，怕看到爸妈会哭，但事实是，隔了太久了，就不会再哭了。

不单是那么简单而以，上面仔仔细细的列明附加条件，比如：在国外逗留多时间（要有两个人往返的机票作证明），每隔多久通一次电话，另外还要求我为这次旅行提供抵押，房产外加银行。我不知那究竟是Lyle自己的意思，或者是他接受了律师的建议。抛开一本正经的法律术语不提，那些条款让整件事看起来跟小学生在桌上画三八线差不多，同时又多少显得有酷。我全照办，不怎么样，我走定了。

“这样哭法，路上人家看到还以为是拐来的来。”我妈有不兴。

第一夜，因为时差的关系， Caresse很是兴奋，坐在床上玩了大半夜。快到两，才在我边睡了。我还是睡不着，在房间里转。我国之后，爸妈搬过家了。我和Caresse睡的是留作客房用的一间屋，完全陌生的房间。没有衣橱，沿墙一溜书橱，摆得都是平常不太用到的书，只有那里有一些我熟悉东西：我小时候的影集，上中学时同学间寄来送去的贺卡和信件，还有一纸盒旧玩。里面有一只发条晶球，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是我外婆梳妆台摆设，应该是她年轻时买的，里面是一匹披鲜的白旋转木，摇一晶莹剔透的雪扬起来，再很慢很慢的落。原本只要上发条，还会演奏鲜华尔兹，那个曲名用德语写在底座面，很久以前就被我坏了，只会发嗒嗒的声音。我看了它很久，不能相信自己曾经坏了这么的东西。

签字的场面没什么特别，两个人甚至都用不着见面。我在Maton律师行的会议室里签字，Lyle隔着一个大西洋和六个小时时差，所以，用的是传真。

本以为我们会在九月十七日再见，因为那一天是分居满一年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签字离婚的日。不过，十四号上午，我接到Maton的电话，跟我说，Lyle人在苏黎世，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他那方面的律师打电话来询问，是照原来的计划十七号签字，还是等一等，直到他回来。我回答：“照原计划。”

我跟爸妈拥抱，把Caresse介绍给他们，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的真人。刚开始Caresse还是笑笑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让外公外婆抱，碰一也不可以。但他们总想抱她，她索放声大哭起来。几次这样来，大人们也只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