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6/7)

自前线电请停战。傅良佐一看变生肘腋，倘不见机，有被活捉之危，星夜弃沙遁走。

在四川这方面，自从蔡锷一死，川、滇两军一直混战，互有胜负，各不相。段祺瑞听从徐树铮的计谋，制造矛盾，派贵州的戡兼署川督，结果川、黔两军又发生冲突。段祺瑞便派驻军岳州的弟吴光新为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带领两个混成旅川，本意是先利用川军驱逐滇军与黔军，然后以“查办”为名，占领四川。这步棋相当巧妙，也相当毒辣。坏在吴光新是个饭桶，由岳州到得宜昌，逗留了个把月，才有一分军队到达重庆。而就在这个把月之中，川军熊克武已有了布置，湖南的局势也恶化了。

及至范国璋、王汝贤临阵退，傅良佐弃城而逃的消息传到四川，与西南已有联络的熊克武，随即发动突击，包围缴械。吴光新突围逃回宜昌，辛辛苦苦由三峡逆而上的大批辎重，尽为川军及黔军截留。

两路败报到京，再加上一个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联名主和的通电，搞得“再造共和”的“元勋”，灰土脸，见不得人，只好提辞呈。

初辞留，再辞照准，冯国璋派外总汪大燮暂代国务总理。这个阁本来是段祺瑞与研究系的“联合阁”，段既辞成，研究系失去了合作的对象，当然也要请辞，梁启超、汤化龙、林民，还有一个愿与段祺瑞同退的张国淦，联翩阁。这段“政治婚姻”，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

一个星期以后，冯国璋任命王士珍组阁，除了曹汝霖蝉联通总以外，其余都是新任。

曹汝霖之独能蝉联通总，原因有二：第一是曹汝霖本已接任通银行总经理，不想兼任通总，不通系的大将叶誉虎极力怂恿，用意是希望曹汝霖为他们看守“大本营”，以待通系首脑——由于“洪宪祸首”被通缉的梁士诒复起接收。在段阁垮台以前，梁士诒正应日本财阀大仓、涩泽之邀，由香港到东京，在谈“经济合作”之，复起有望，自然要支持曹汝霖再看守去。

其次是，曹汝霖正经手在办日本的大借款。不是谁组阁，都不会许他辞职。尤其是段祺瑞，倘无曹汝霖继续未竟之业，即令能卷土重来，亦无所作为。因此，作为段系灵魂的陆军次徐树铮，与曹汝霖的往，反比段祺瑞在台上时，更为密切。

当然，日本人尽是一等一的“支那通”，看到走灯似的中国政局，亦不免迷茫困惑，对于这一次段祺瑞轰轰烈烈京，不过四个月的工夫，复又黯然离京，更关切，因为寺阁施行藏相胜田主计所谓“分”的经济侵略政策，自八月底至段祺瑞辞职之前七天，已完成了四笔日币借款：第一笔，善后借一千万；第二笔，通银行借款两千万；第三笔，吉铁路借款六百五十万；第四笔，陆军购买军火借款一千七百余万。这四笔总数超过五千万，约为中国国库两个半月支的款，表面上为防国反对党阻挠，以及遮蔽国际视听，由各大银行组织银团，作为民间投资，实际上责任全在阁，倘或了问题，寺正毅立刻就会垮台。

为此，作为寺特别代表的西原三，特地去看曹汝霖，要求跟徐树铮当面谈一谈，了解真相。曹汝霖自然照办，一个电话就将徐树铮请来了。

“徐将军，”西原开门见山地说，“请原谅我直言，我们也知段总理阁是中国军人的实际领袖，但是这一次因湖南、四川军事失利而辞职，何以贵国各省督军没有希望挽留的表示？”

徐树铮略想一想答说：“我们北洋军人，但求国家步，能够上轨，并没有权力意气之争。如果段总理的后继者，施政符合大家的理想，我们个太平百姓，亦是一桩好事。倘非如此，当然仍旧要段总理来，担当大任。只要时机一到，迎刃立断，《孙兵法》所谓‘解棼丝不控拳’，易如反掌。现在各省沉静无事，正表现了我们的纪律与秩序。”

所谓“表现了我们的纪律与秩序”，就是说段祺瑞对各省督军，有足够的控制力。西原对这句话的印象很，接来便又问：“就目前看，这一次政变会现怎么样的结果？”

一听得这话，徐树铮转为很严肃了：“我只能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是的，是的！就请徐将军把你个人的意见告诉我。”

“以我的看法，小则，江苏、江西不免易人；大则，恐怕要请东海来收拾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