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7/7)

大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知已取得印信，可是黎元洪犹须办一个手续，才能恢复自由的平民生活。

这手续就是正式向国会、国务院、全国民众表明：“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表明的方式是发通电，发通电要他亲笔签名。

事已如此，黎元洪懒得再争，很痛快签了名，可是一回到家，当然会有所表示。

黎元洪的修养到底不如徐世昌，提得起，放不，不能视非分的尊荣如浮云过，加以左右亲信的怂恿，决定把握一个“缠”字诀，跟直系周旋到底。

这就少不得又要发通电了，说印以后，复要求“发电辞职，院执行”，照通行法例，“被迫之意思表示，应为无效”。

当然，直系在凌霨一手导演之，亦有一番彩表演，除了由王承斌通电说明，大总统离京，不印玺，“陷全国于无政府地位”，而“节关在迩，军警索饷甚亟，前途异常危险”，作为迫不得已索印的理由。最人意表的是，凌蔚与直系三总，海军李鼎新、通吴毓麟、财政张英华，联名给了黎元洪一个电报，说“事前未蒙通谕，攀辕无及”，北京为政府所在地，“国不可一日无元首”，恳请“即夕旋都”。这个假惺惺的作，大有指黎元洪“弃职潜逃”之意，惹得“泥菩萨动了土”，复电表示，凌蔚等人，辞职已经照准，并派李源代理阁揆，所以“请稍息贤劳”，目的是否定此四人的阁员地位。

但是，直系手中握着同为黎元洪名的两文件，运用自如。最有利的，当然是六月十四日凌晨两三钟，在天津新站签署的“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的那个电报。凌霨经此“授权”，在国务院召集会议，除了澄清总统辞职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端午节以前，如何发放军警欠饷。

这除了举债以外，别无筹款之。贷借的对象自然是外国银行，但能跟外国银行借得动钱的通系正当失势，且与直系敌对，就算通系有人自告奋勇，直系亦不愿请教。曹汝霖、李思浩的况，亦复如此。除此以外，就只剩一个与直系向有渊源，且与曹锟旧识而颇蒙欣赏的王克了。

“这件事找王叔鲁。”曹锟说，“叔鲁有一样好，公私分明。”

曹锟的所谓“公私分明”之“公”，是指他自己。意思是王克的守虽然不佳，但绝不会将他曹家的钱，装姓王的荷包。换句话说，该当是他曹锟应得的好，王克绝不会吃掉。

果然，王克神通广大，很快地借到了一百万元，在端午节前两天，及时发放了一批欠饷。

与此同时，黎元洪在天津亦借到了一笔钱，用他自己的不动产，押借了十二万元，设立一所“国会议员招待所”，预备拆曹锟的台。

因为这时直系，已演变为直系与反直系的政争，目标已非目前由谁执政，而是未来的“最问题”。争斗的焦，集中在曹锟上。直系拥曹，而非直系反曹，原因不一，或由于私怨，或由于本的利害，或由于看不起曹锟，或由于直系准备以钞票砌成曹锟踏上“最位置”的垫脚石而大起反，或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持先修宪后选举。

反曹——阻止曹锟当大总统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采取消极态度，离开北京，使国会无法获得选举所必须的席人数，这就是所谓“拆台”。黎元洪对拆曹锟的台，当然最心不过，所以愿意钱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由政学系的要角，广东籍的参议员杨永泰主持。

不过，这个招待所只是过境的接待机构，京到津的国会议员，每人发给大洋五百元，作为“移沪制宪”的旅费。统计在天津领了旅费的有五百零三人，但只有三百八十五人到上海报到。其余的一百多人，少数回乡探亲，大分仍旧回到北京观望风。

可是，就只三百八十五人的缺席，对拥曹派已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为两院议员总计八百七十人，举成数而言，号称“八百罗汉”。选举大总统，依法必须有三分之二到会，去了三百八十五人，就凑不成三分之二的五百八十人了。

这一来，最着急的还不是直系要角，而是众议院议吴景濂。原来直系津保派的心分，包括务总凌霨、通总吴毓麟、司法总程克、山东省省熊炳琦、直隶省省王承斌、议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寅及曹锟的秘书王毓芝，曾集会成一个决议，参议院议王家襄已提辞职的声明，态度消极，所以对众议院议吴景濂该全力争取，不容生变。这个争取的任务，由王承斌。

原来王承斌不但与吴景濂同为辽宁兴城人，而且有师徒之谊。吴景濂号莲伯，王承斌号孝伯，两人合称为“兴城二伯”。师徒二人向来无话不谈的，王承斌便老老实实向吴景濂开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