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物价工赀赀产(3/7)

·琳之传》作“钱废谷用，三十年矣”。《南史》作四十年矣。三、四二字，未知孰是，（古人好举成数，逾于三十，即可言四十；又其言数不甚密，虽迫近四十，仍可言三十也。）而既久二字，则必为后人所改，盖作史者疑自黄初之世，至于明帝之时，不及三十年，而不知琳之此语，乃上溯汉献帝时言之也。此亦足证董卓所铸小钱，自致于废，而无待于魏武之令也。（即谓有待于魏武之令，自初平元年至建安元年魏武作相，亦不过六年。宋自孝建三年五月铸四铢钱，逮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罢之，及其明年三月断新钱专用古钱，亦不及十年也。参看第二十章第四节。）《隋书·货志》云：陈初承梁丧之后，铁钱不行，似铁钱至梁亡始废。然其为用见于史者，仅《陈书·沈炯传》，谓其为宋仙所，令掌书记，王僧辩购得之，酬所获者铁钱十万而已。此盖破败之余，铜钱阙乏，又或吝惜不，而非其时铁钱之果行也。然则积如丘山，适足见其壅不行而已。当时短陌大行，最贵者京师以九十为陌，次则八十、七十，末年乃以三十五为陌。此即钱日贵，日贱，向值百钱者，落至仅值九十、八十、七十，甚至仅值三十五也。钱日多而日贱，钱之不行可知。魏肃宗初，任城王澄上书论当时钱货，谓大和五铢，不徐、扬之市，河北且无新造五铢，与此正可参证。大和五铢，不可谓之恶钱，且犹如此，况于梁之铁钱哉？齐初，孔觊上《铸钱均货议》，言：“盗铸者泽淄染，始皆类故，易之后，渝变还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复行矣。所粥卖者，皆徒失其。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易。反覆生诈，循环起。”观此，知当时私铸虽甚，而私钱之废而不行者亦多；且新旧二钱，判然异价；论价者，安得不以旧钱为主？又宋文帝时，江夏王义恭以大钱一当两，沈演之议，谓：“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悉皆行之矣。”此说谓晋世钱货不行之地尚多是实，其谓宋世行，则不过故甚其辞，以伸己说，故《隋志》谓梁初尚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也。钱且不行，况于新铸？其论价之辞，必以旧钱为主，更不待言矣。

陈宣帝陈顼太建十一年（579年），铸行一新的钱币“太货六铢”，此钱铜质优良，廓整齐，钱文瑰丽匀称，铸造妙绝，居南朝之冠。

然则当时币价，果何如邪？案《齐书·王敬则传》载竟陵王良启，谓“钱贵贱，殆兼倍。凡在类，莫不如兹。稼穑惟劬，斛直数倍。今机杼勤苦，匹栽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民间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员大。以两代一，困于所贸。鞭棰、质系，益复无聊。”又谓“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优民，必为降落。今官好布，匹堪百余。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昔为损上，今为刻。氓庶空俭，岂不由之？”《良传》载其启，又谓“泉铸岁远，类多翦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郭。遂买本一千，加七百。犹求请无地，棰革相继。”然则当齐初，好恶钱之相比，为以两当一，或以十七当十。与所谓斗米一万，商贾不行者，相去何其远邪？足见此等形，即有之亦为时甚暂也。直自永初至元嘉，殆减其半，至齐初则仅十之一矣。合梁世短陌之数观之，略可见其时直降落之形也。

铜钱而外，金、银亦略钱币之用。前世用金，皆以斤计，此时则多以两计，（详见第二十章第五节。）即其通行渐广之征。汉世黄金一斤直钱万。晋、南北朝之世，史无明文。然史亦未言其相异，则其比直或无甚变动。黄金一斤直钱万，则一两直钱六百二十五。新室币制，银八两为一，直千，（见《秦汉史》第七章第二节。）当金价五分之一。是时若无变动，则银一两直钱百二十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