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钱币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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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称此，谓之鹅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大宗初，惟禁鹅、綖环，其余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惟用古钱云。案宋世圜法之敝，铸造之不善，固其大端，而铜之乏所关亦。惟铜乏，故议铸造者皆不免铜，既减五铢为四，又减四铢为二，甚至以一为两，名实溷淆，民听眩惑，遂至不可收拾也。铜之乏，散民间，以之制，盖为其大原因。三国时，吴铸当五百、当千大钱，刘备亦铸当五百大钱，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齐书·崔祖思传》：祖思言刘备取帐钩铜以铸钱。吴为产金之区，蜀为富饶之地，铜之乏且如是，况于他？盖自董卓毁坏五铢，所铸小钱，本不得民信，又为魏武所废；至魏文则并五铢而废之；其时民间用钱本少，又值丧，商贾不行；向为钱币之铜，遂多转而为械矣。《齐书·帝纪》言帝俭德云：后、栏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宋孝武帝孝建三年，禁人车及酒用铜。《北齐书·杨愔传》言其一门四世同居，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宅有茂竹，其季父，为愔于林边别茸一室，命独其中。常以铜盘盛馔以饭之。因以督厉诸，曰：“汝辈但如遵彦谨慎，自得竹林别室，铜盘重之。”何远素无铜漆，则史以为清。可见上自禁，至民间，以铜为者之多。盖每经丧，则公家之藏，民间，而民间生计，后裕于前，遂能用之以制，亦与金、银之散民间，同一理也。（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晋书·货志》：孝武帝大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贪比输钱斤两差重，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中国之铜已少，况又有异域者邪？梁武东，用度不足，南平王伟时守襄，取寺铜佛，毁以为钱。北齐王则为洛州刺史，亦毁旧京诸像以铸钱。此固军旅倥偬之时，官方败坏之际，然亦可见其时铜之难得也。

《齐书·刘悛传》云：宋代大祖辅政，有意铸钱，以禅让之际，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请孔上《铸钱均货议》，辞证甚博。其略以为“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潦而粜不贵，是天钱少，非谷穰贱，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患盗铸，而盗铸为祸。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工也。惜铜、工者，谓钱无用之，以通易，务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以为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不铜、不惜工之论，实与今之言泉币者，立说相符。泉币通行之后，用之者固皆计其数，不复论其重，当其未行之时，则民之信否，恒视其重轻之名实相符与否，此四铢、二铢之所以不行。五铢行用最久，准其轻重，亦为令于之原。孔诚明于钱法之利弊者也。时议者亦多以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民。大祖使诸郡大市铜、炭。会晏驾，事寝。永明八年，恢启世祖：蒙山有古铜坑，上使蜀铸钱，功费多，乃止，已见第一节。此时钱价之贵，十倍宋初；好恶钱相贸，好钱一当恶钱二，或十当其十七，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

梁、陈相继，圜法之素如故。《隋书·货志》云：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易。、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武帝乃铸钱，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大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频诏书，非新铸二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本纪》事在四年十二月。《南史》云：用给事中王云议。）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价腾贵。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商旅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黄汝成《日知录·短陌条集释》云：破岭无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讹。案《志》言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乃指其都会之地，非谓尽其辖境。庾岭在当时，恐非用钱之所。破岭疑即破冈，见第八章第一节。）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钱。中大同元年，天乃诏通用足陌。（有犯，男谪运，女质作，并同三年，见《纪》。）诏而人不从，钱陌愈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云。（《南史·梁敬帝纪》云：武帝末年，都用钱，每百皆除其九，谓为九陌。及江陵将覆，每百复除六文，称为六陌。）案钱币贵于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