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交通(7/7)

，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费，一车布远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顾价，应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惟达雷陂。其陆路从雷陂至仓库，调一车顾绢一匹，租一车布五匹，则于公私为便。”尚书崔休，以为“舟楫所通，远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请诸通运之，皆宜率同前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束路诸州，皆先通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其先未通，宜遣检行，闲月修治”。录尚书王雍、尚书仆李崇等奏曰：“运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车息耗，实相殊绝。钦之所列，关西而已。若域同行，足为公私益。谨辄参量，备如前计。庶征召有减，劳止小康。若此请蒙遂，必须沟洫通。即求开兴修筑。或先已开治，或古迹仍在，旧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闲月，令疏通咸讫。比之时，使运漕无滞。”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案开通全国路，谈何容易？元雍、李崇之奏，言之大易，自然徒托空言。然观刁雍、薛钦之所较计，则陆劳佚息耗之差，可谓相去甚远矣，此诚言漕运者所宜留意也。《李冲传》：祖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洛，从洛河，从河汴，从汴清，以至于淮。船而战，犹开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以，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成淹传》：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河，溯还洛。军次稿磝，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通运四方，而黄河急峻，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所以开百姓之心。”然则祖之迁都，意亦贪漕之便也。

海往来，当时亦颇通利。石季龙谋伐昌黎，自青州运兵粮，已见第五章第二节。桑虞，诸兄仕于石勒，咸登显位，惟虞耻臣非类，避地海东。后勒以为武城令，虞以密迩黄河，去海微近，将申前志，欣然就职。此自今山东泛海至辽东西之路也。《宋书·朱修之传》言：魏屡伐冯弘，或说弘遣修之归求救，遂遣之泛海，此自辽东西通建业之路也。其余海通，可参看第十六章第五节。

造船之技颇。《晋书·王濬传》：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门。其上皆得驰来往。卢循、徐覆所以能肆扰，何无忌、刘毅所以败，宋武帝所以胜，实缘兵力厚薄之殊，而兵力厚薄之分，实决之于船舰之大小，已见第七章第五节。《南史·王僧辩传》：陆纳造大舰一，名曰三王舰。又造二舰：一曰青龙舰，一曰白虎舰。皆衣以，并十五丈。《隋书·杨素传》：素平陈，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六百人。合诸事观之，可见当时战，大舰实为决胜之利。然亦有小而轻捷者，《梁书·王僧辩传》言：侯鉴等以鸼千艘载士，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捷过风电是也。史惟载战陈之事，故但见兵舰制作之，然以此推之，则民间运载之船，亦可想见矣。颜推言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见上节。）则北方所用之船，不及南方之大。此自川大小之殊，非关造船技有巧拙。石虎徙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河，系以竹，百鹿栌引之乃，造万斛舟以渡之，则北方所造之船，亦不小也。虎伐慕容氏，命青州造船千艘。（亦见第五章第二节。）魏世祖神三年，闻王师将北讨，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可见滨河、缘海之地，造船之业靡不盛矣。《梁书·安成王秀传》：秀为江州刺史。主者将求船，以为斋舫。秀曰：“吾岂财而不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给参佐，者载斋。既而遭风，斋舫遂破。似当时江行，船多窳败者。盖官所用船，或役民为之，技既不，又迫，故有此弊，（观上引刁雍之言可见。《晋书·艺术传》：樊宾为建昌令，发百姓作官船于建城山中。）而非其时造船之技，止于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