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4/7)

经商熟悉市场，其经营之颇原创，作为一个人，实在不简单。范蠡是退有据的士人，这一为后世树立了榜样。谈到这个人，很多人的观是：既有儒家世之心，又有家世之。如果仔细品读，会发现，他还有杨朱“贵生”和“重己”的思想，对个人生命的保存与愉非常珍视。这一对后来士人的隐逸观念是有影响的。

不过，庄对卞随、务光、伯夷、叔齐那样的人是不屑的，他认为他们并没真正达到一隐士的理想之境。因为对一个真正的隐士来说，并不存在一个为了政治立场而付生命的理由。庄的这个观是可以接受的。战国时，除庄这样纯正的隐士外，隐于山林的还有像鬼谷这样纵横家和陈仲这“上不臣于王，不治其家，中不索诸侯”的洁之士。后者齐国贵族，但心厌仕途而系林野，居于石室，接饮甘泉，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在谈到他时，称他是“齐国之孹”。

从秦朝建立到西汉之初影响最大的隐士是“商山四皓”：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东汉章帝时的隐士梁鸿“仰慕前世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由此可见此四人在那个时代所占据的地位。四人最大的特：一年岁，二德行，三知退。在传统的看法中，认为真正的士，并不是说永远呆在山中，而是说知何时扶世，何时潜隐。四老原本是秦博士，秦末避战，潜行商山。西汉初，刘请之山，被四老拒绝。汉初建，刘在选接班人问题上很疼，太盈虽贤良却懦弱，刘有意立戚妃之如意，这是个大问题。秦二世而灭，一个关键细节，即废立幼，所选非人。当时，吕后和张良很着急，但又劝不动刘，只好以太之名请四皓安刘。四皓为避免天再陷动，慨然山。刘平叛归来，于中设宴，见四位巍然老者侍于太后，问之为谁，答曰：“商山四皓。”刘问此时何以山？答：“太礼贤士。”刘后再无废太之意。太继位为汉惠帝，封赏四皓，四人不受而去，重返商山。四皓之，就在于退有据。四皓之后，西汉有名的隐士，仅有汉成帝时的陕西郑真、四川严君平。后来王莽篡汉，“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但当时的隐逸之风只是自对“正统”的维护和对新政权的不接受，跟伯夷、叔齐一类没有本质区别。

一般来说，世隐，盛世仕。但东汉不是这样。无论是这个王朝初期蓬发展时，还是中期象初生时，再到末期无法收拾时，都动着一壮观的隐逸。这就是东汉在士人隐逸史上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原因。东汉历代皇帝都非常尊重隐士的传统，映照在社会上，使当时有一“以不仕为德”的隐逸结。这传统与王朝之初现的隐严光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王朝更迭时，往往社会会发生大动，这时候就会有一批人山建立功名，另一批人山避于林泉。而新王朝建立后，皇帝为展示宏大气象，同时也是于对百废待兴的国家的恢复，就会征召隐士山参与王朝的巩固与建设。刘秀即如此，所以东汉之初，全国各地都贴着征召贤良的公文。当时有很多隐士确实重新返回了岗位。但最有资格的严光却拒绝了。他是皇帝的老同学，早年曾和刘秀一起在安读书。刘秀曾亲自去请严光，但后者卧不起，刘秀上前，抚严光腹，说：“陵！不肯山相助，为何？”严光睡而不应，过了半天，慢慢睁开：“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迫！”刘秀说：“陵！我竟不能请你山么？”于是叹息而去。后来，刘秀仍不肯放弃，又请严光到皇，两人同卧回忆往事时，严光将脚搭在刘秀的肚上，皇帝也没有脾气。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说动严光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