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6/7)

新贻这样的后起之秀，实在是很令人费解。

不过在信中，李鸿章也表示了担心，认为“侯相恐将乞退，斯时地，似不可行，容专缄劝驾”，意思是担心曾国藩恐怕不会在这样的况赴任直隶总督，很可能会退休。言之意不言而喻，他也认为朝廷调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有贬斥之意，是典型的明升暗降的伎俩。

就在同一天，李鸿章也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大力调直隶总督位置的重要——“借老成重望拱卫神京，即备就近顾问，亲政赞襄之”，显然有宽曾国藩的意思。但在信末却话锋一转，说：“谷山（新贻的字）素极谦谨，一切必守萧规。但威望过轻，江从此多故矣。”一句“威望过轻”，一句“从此多故”，似乎已经预料到了新贻日后的悲剧结局。

显然，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才能代表他对新贻的真实看法，他为什么又要玩两面三刀的权术，在给新贻的信中麻地捧对方呢？这要从后来李鸿章请求新贻助淮军军饷的事中去寻找答案。实际上，在曾国藩与新贻的两江总督之争中，李鸿章始终是一个坐山观虎斗的旁观者。这是后话。

那么，这个令慈禧、李鸿章等另相看的新贻，到底是什么来呢？

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山东菏泽人，为回教徒。他是光二十七年（1847）的士，跟李鸿章、郭嵩焘同榜。二十六岁的新贻中士后步仕途，没有翰林，也不曾补京官，榜即用，分发到安徽当知县，从此一直在安徽官，历任安徽建平、合等县知县，庐州府知府，以勤明称。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在安徽境与太平军作战，因战功累迁安徽藩司（布政使）。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人。跟随曾国藩组建湘军起家，号称曾国藩的第一参。曾国藩也将自己的第四女许给郭嵩焘之郭刚基，又帮助郭嵩焘京南书房，成为“天近臣”。光绪三年（1877）起，郭嵩焘任清朝驻英法公使，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外官。抵达敦后，郭嵩焘应邀访问敦附近的电力厂，并参观了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到电话。欧洲之旅对郭嵩焘影响很大，他开始不遗余力地向清朝廷介绍外国先的理概念和政治措施，由此引来朝中保守派的仇视，次年便被召回国。郭嵩焘将途中见闻写成《使西纪程》，希望对清朝能有所借鉴，结果再次受到猛烈攻击，被诬蔑为“勾结洋人”，从此闲居，再未起用。］

新贻明能，有“能员”之称，历任巡抚都很赏识他，这也令他的官场大走得一帆风顺。这当然与他本人的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大动的时局，他遇到了一系列千载难逢的机会。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平定，曾国藩受到朝廷猜忌，尤其是其弟曾国荃因为卷夺取太平天国额财富一事而成为众矢之的，为避免兔死狗烹的场，他主动上书请求裁撤湘军，力推李鸿章面主持大局，打算以淮代湘。一时之间，李鸿章风无二，俨然有曾国藩衣钵继承人的姿态。当然，他还需要一些帮手，而且，最好不是湘军一系的人，这样，同年士新贻就了他的视线。很快，新贻受到李鸿章的暗中推荐，接替开缺回籍的曾国荃，升为浙江巡抚，从此步封疆大吏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