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7/7)

、皖、赣、浙四省军务大权。这样，原本不属于他节制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抚以及各省布政使、察使均成了他的属。在清朝，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事。照清朝制度，总督对文职府以、武职副将以官员有奏请升调免黜的权力，正是在这样的便宜之，大批湘军将领倚靠曾国藩政权机构，得任地方实职，由此掌握了一方的军事、财政大权。即便到后来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湘军为淮军所取代时，湘军一系羽翼已成，不但军事力量雄厚，“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且五脏俱全，成为完全有实力分权割据的力量。尤其是曾国藩所辖的两江富甲全国，形成了“重地方、轻中央”的政治格局。在这样的局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惶惶不可终日，视曾国藩为中钉、中刺，也就不足为奇了。新贻升任浙江巡抚，已经是清廷要将曾国藩调离两江的前兆。

新贻任浙江巡抚期间，讲究政通人和，积极兴修利，修筑海塘，并奏请豁减杭嘉湖等七府浮收钱和漕米，减轻百姓负担，复兴各府书院等，在当地很有名望，颇受百姓。正因为新贻政绩突，次年左宗棠西征之时，便由他接任了闽浙总督。升迁速度之快，令人大跌镜。

此时的新贻，尽实力上远远不及，但在声势上已经如同前任左宗棠一般，隐隐然有与两江总督曾国藩相抗之意。不久，东、西捻军先后平定，清廷松了一气，急不可待地开始考虑督抚的调动问题，其实最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令朝廷寝难安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离开两江。经过一番商讨后，由恭亲王奕?面，力荐新贻接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理由是：“新贻明，守亦好。他在安徽服官多年，对两江地方最熟悉。剿捻的大功告成，淮军裁遣回籍，非得要新贻这样的人，才能把那些骄兵悍将妥为安置。”原两江总督曾国藩则调任直隶总督。

当时的八大总督中，以直隶总督地位最尊，其次是两江总督。但论实权，两江总督却要排在第一。而直隶总督虽位列各地总督之首，但地近京畿，上有朝廷，有顺天府尹，位尊而权轻。加上同时兼任北洋大臣，须常驻天津办理洋务，并不是一桩轻松的好差事。

新贻升官速度快得匪夷所思，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由二品官升到了疆臣中最有实力的两江总督，实在令人吃惊。当时他才四十七岁，是最年轻的总督。这其中，固然有新贻自己个人才的因素，但可遇不可求的机遇远比才华更为重要。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平定，曾国藩兄弟名盖天，但言也与功名一样多。多年以来，中外纷传曾国藩有谋取帝位的野心。清朝因曾国藩军功封其为一等侯时，曾国藩幼女曾纪芬说，曾家人听到后都说：“侯爵太细。”意思是嫌侯爵的官职太小，不满之溢于言表。曾国藩势大如猛虎，让这样一个人在江南坐大，真是让慈禧太后坐卧不宁，因此考虑将曾国藩调离江宁成为必然的选择。只是由新贻来接任两江总督，不仅天人惊讶，整个湘军系统的人惊讶，曾国藩惊讶，就连新贻自己也相当惊讶。朝野对此议论颇多，舆论普遍认为新贻资历尚浅，德不望不重，让他接替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太过破格。

在曾国藩接到调任直隶总督的谕旨前，新贻早已知自己即将接任两江总督。他的心，应该是且喜且忧：喜的是他现在是大清朝最让人红的大红人，以朝廷心腹的份当上了两江总督，受圣眷之隆，一时无二；忧的是两江素来是湘军的地盘，他们在那里经营了多年，岂能轻易让给他这个外人？

同治七年（1868）五月十六日，时任闽浙总督的新贻从杭州坐船到达天津，次日到达北京。应该是这个时候，他已经知慈禧太后的心意。五月二十六日，新贻被召中，很久才来，来时大汗淋漓，神态极为反常。这之后，他突然请了二十天假，回到山东菏泽老家探亲扫墓。离家时，新贻突然将二位兄和儿召到边，秘密嘱咐说：“我此去吉凶难料，万一有什么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一定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