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2/5)

疑，只能说明“渔负友”版本的故事完全是伪造来的，有太多牵附会的成分，本不足采信。

这说法来源于张文祥本人的供词。据陈功懋（其祖父陈镜题曾参与会审张文祥的录供研讯）在《张文祥刺新贻案真相》一文中说：张文祥供称咸丰七年他为发捻时，新贻庐州失守，曾经被其俘获。但当时他并不知新贻就是庐州知府，因此将新贻与随从时金彪一起释放。时金彪激张文祥饶命之恩，曾经暗中告诉他：新贻一直暗通甘肃的回民反清武装。后来张文祥看见新贻“私通回匪”，却还能青云直上，为之不平，决意为朝廷除害，将其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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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三月，太平军西征队陕西，各地回民纷纷响应，从此掀开了西北回民大起义的序幕。当时有个伊斯兰教阿訇名叫任武，曾经参加过咸丰年间的云南回民

而乔松年有意写诗嘲讽新贻的动机也十分可疑。新贻升任浙江巡抚后，乔松年调任陕西巡抚。不久，新贻升闽浙总督、两江总督，青云直上，乔松年却因病被免职。昔日的属飞黄腾达，而自己却江河日，乔松年心中很不好受。此人富贵之家，自小养尊优，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上有极的纨绔之气，即使过巡抚这样的大官，也不改其本。恰好刺案发生后，迷雾重重，真假难辨，乔松年幸灾乐祸，趁机附和“渔负友”说，写歪诗愤，推波助澜，也不足为奇。

在“渔负友”版本的传闻中，张文祥被塑造成忠肝义胆、为友复仇的侠士形象，大有昔日荆轲“风萧萧兮易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风度。但如果新贻真是富贵背友的话，曾国藩的结案已经多方顾及新贻的面，作为新贻亲信的孙衣言、袁保庆，应该考虑到新贻的名声重要，立即接受曾国藩的结案才合合理，为什么二人却拒绝在奏结上签字呢？对于新贻的个人生活，自小跟随在他边的四弟新祐（新贻被刺时任河南试用知县）应该最清楚。如果新贻真是帷薄私，为了澄清人品，新祐应该立即接受审讯官员的结案，以为兄掩饰。可是即使后来张文祥被凌迟死后，新祐还是觉得兄疑案未明，并为此而怅恨终生。

第二传闻则是新贻“私通回匪”说。

之前新贻被张文祥一刀刺中时，大喊了声：“找着了！”被好事者解释为“冤家路狭，终于被找到了”的意思，认定新贻与张文祥是旧识，让“渔负友”说听起来更加煞有介事。其实新贻是山东人，有重的山东音，他喊的那一句本是：“扎着了！”新贻在遗疏中还特意提到自己是被“不识姓名之人”所刺，以他当时命悬一线的状况，十足可信。

这传闻首尾俱全，枝叶纷披，听起来煞有介事。令其真实得到加的是乔松年的一首诗。乔松年任安徽巡抚时，新贻刚好在他手任安徽布政使。新贻遇刺后，乔松年写诗咏，其中有“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之句，显然是讽刺新贻“渔”。既然新贻当时的上司都说他“渔”了，民间当然就更加信以为真了。新贻死后不久，他的小妾郑氏在江宁府后院上吊自杀，这小妾便被说成是曹二虎之妻，更成了新贻“渔负友”的佐证。而张文祥一击得手，准地刺中要害，表现职业杀手的素质，也让张文祥勤练刺一说更加绘声绘影，言之凿凿。

其实，同治四年新贻已经升任浙江巡抚，人本不在安徽，他在浙江任上了许多好事，很得当地老百姓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新贻借寿镇总兵之手杀曹二虎一事也不合常理，真要杀人灭，秘密通知徐周即可，何须将曹二虎当众死？而新贻一生颇有清名，并非传闻中那般无耻好，他死时跟在边的两名小妾金氏、郑氏均已经年过四十，跟随他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又哪里来的曹二虎之妻？

夫练成后，张文祥一直暗中跟随新贻，先后到浙江、福建、江宁，最终找到机会杀了他。据说新贻看清凶手是张文祥后，说了一声：“是你啊！”接着便吩咐左右：“不要难为他！”

有意思的是，刺案发生后不久，江宁的酒楼茶肆开始传唱《金陵杀》的评弹。没过几天，上海租界里的丹桂茶园又编排了《刺》一戏，其中新贻是一个忘友背主、勾结洋教、卖朝廷的大坏，而张文祥则是一个侠肝义胆的大英雄。戏上演后轰动一时，朝廷竟然也没有派人面预。当时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也赶来凑闹，试题的时候，竟然寓其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