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葬埋(4/7)

所非，况又有如赵修之徒，焜耀路，伤风败俗者哉？（见第十二章第一节。）

附棺、附之，求其必诚必信，固为礼之所许，然踵事增华，终必至于以死伤生而后已，故其激者，乃并衣衾棺椁而去之。皇甫谧《笃终》之论曰：“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吾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之，一皆绝之。吾本形坑，以亲土。或恐人，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形。气绝之后，便实时服，幅巾故衣。以蘧蒢裹尸，（蘧蒢，芦。）麻约二，置尸床上。择不之地，穿坑十尺，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尸。平生之，皆无自随。蘧蒢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树木。削除使生迹无，自求不知。”《南史·刘歊传》：大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一芦藉，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许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石椁远矣。然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今从素若申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亦不可行之。外易棺，此自奉亲之；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之志。棺周于，土周于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此孙不能奉行遗制，而藉王命以断之者也。然如是之制，能行之者已少矣，固知变俗之难也。

衣之与棺，所以防狐狸之，蝇蚋姑之嘬，故曰毋使土亲肤。形魄既终归于地，则如是亦足矣，不必更厚为之隔也。王祥遗令，谓西芒上土自贞，勿用甓石，实协于理。颜之推还葬其父母，豫于扬州烧砖，盖亦以扬都之故。（亦《终制篇》中语。）杜预自表营洛城东首之南小山，皆用洛圆石，已非达者矣。然吴逵葬其家十三丧，夜烧砖甓，王彭营葬父母，乡里亦夫力助作砖；（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则以砖甓葬者极多。《周书·孝义传》：皇甫遐遭母丧，庐于墓侧，负土为坟。后于墓南作一禅窟。雨则穿窟，晴明则营墓。晓夕勤力，未尝暂停。积以岁年，坟数丈，周回五十余步。禅窟重台两匝，总成十有二室。中间行，可容百人。吴逵、王彭固贫士，遐亦累世寒微，而其所为如是，当时营葬之厚，诚非今人所能想像已。

其更侈于此者，则为石室、石兽、碑铭之属。所费既广，且易开虚之风，导谀之习，故历代亦有禁令。《宋书·礼志》曰：“汉以后天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凋弊，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贵乡公甘二年，大将军参军大原王卒，兄俊作《表德论》，以述遗，云只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石兽、碑、表，既私褒，兴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大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隋书·礼志》曰：“梁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惟听作石记名位而已。”惟记名位，似无虚之嫌，然事易寖离其本，为防微杜渐计，似仍以一切断之为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