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选举(2/7)

秀、孝为州、郡常举，晋、南北朝，亦沿汉法。后汉避光武讳，改秀才曰茂才。魏复曰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孝廉：魏初制十万以上岁一人，有秀异不拘。江左以丹、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各举二人。（《宋书·百官志》。）周宣帝诏制九条，宣州郡。八曰州举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州、郡三岁一人。（《周书·本纪》。）齐亦州三岁一举秀才。（见《北齐书·文苑樊逊传》。）

策试之法，时有兴替。《晋书·孔坦传》云：先是以兵之后，务存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加除署。至是，帝（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大守免官。大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议曰：“古者且耕且学，三年而通一经。以平康之世，犹假渐渍，积以日月。自丧已来，十有余年，戈载扬，俎豆礼戢，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然宣已来，涉历三载。累遇庆会，遂未一试。扬州诸郡，接近京都，惧累及君父，多不敢行。远州边郡，掩诬朝廷，冀于不试，冒昧来赴。既到审试，遂不敢会。臣愚以为不会与不行，其为阙也同。若当偏加除署，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徼幸投者得官。王命无贰，宪制宜信。去年察举，一皆策试。如不能试，可不拘到，遣归不署。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泛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暗通。不足复曲碎乖例，违旧造异。谓宜因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帝纳焉。听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据此，申明试经旧制，事在建武、大兴之间。《抱朴·审举篇》曰：“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未偏废。昔吴王初年，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大平已近四十年，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自吴之亡，至大兴三年，凡四十年，葛氏此篇，当即作于建武、大兴之间。然则北方秀、孝之试，自八王搆而旷绝，南方则晋世本未尝试也。尔后试法盖复，然亦有名无实，《五行志》：成帝咸和七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麏见于前，获之。自丧已后，风教陵夷，秀、孝策试，乏四科之实。麏兴于前，或斯故乎？其征也。《宋书·武帝纪》：义熙七年，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则晋末又尝旷绝矣。岂以桓玄之故欤？此后清平时恒有策试之法，间亦有亲策之举，如宋武帝永初二年，齐武帝永明四年，魏孝文帝大和十六年，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是也。胡灵后亦尝亲策秀、孝及州、郡计吏于朝堂，见《魏书》本传。

则扶上”；段灼亦谓“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孙，则当涂之昆弟”；是益其奔竞也。《魏书·世宗纪》，载正始二年诏，谓“中正所铨，惟在门第”，可谓南北一辙。然《孙绍传》：绍表言：“中正卖望于乡里，主案舞笔于上台，真伪浑淆，知而不纠。”则并辨别姓族而有所不能矣。晋武帝咸熙二年，尝诏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可知立法之意，正与后来之所行相反也。）而其人又或快意恩仇，（《晋书·何曾传》：曾劭薨，岐嗣。劭初亡，袁粲吊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曰：“今年决婢品。”王铨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何公新亡，便岐品，人谓中正畏易弱”，粲乃止。使如粲意行之，则诚所谓衰则削，兴则扶上者矣。）受纳货贿，（李宣茂兼定州大中正，坐受乡人财货，为御史所劾，除名为民，见《魏书·李灵传》。又尼，为幽州平北府史，带渔大守，未拜，坐为中正时受乡人财货免官。）结朋党，（刘毅言：“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憎之断，清浊同，以植其私。故反违前品，大其形势，以驱动众人，使必归己。天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案卫瓘亦言：“魏立九品之制，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厉，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观望，惟以居位为贵人。”是中正之初，尝有激扬之效，而后乃至于败坏也。然其败坏亦可谓速矣。）而上之人选任之亦日轻。（《晋书·李传》：陇西狄人，侨居始平。司徒选领始平中正。据传咸表，自以陇西人，虽属始平，非所综悉，反覆言辞，是中正必以当地人为之也。《刘毅传》：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县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孙尹表言：“臣州茂德惟毅，裁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何充传》：领州大中正。以州有先达宿德，固让不拜。是中正必以耆德为之也。然《魏书·文苑传》：聿修年十八而领本州中正，则几于臭矣。又恩幸，如王仲兴、茹皓、趟邕、侯刚、刚详，奄官如平季、封津，皆为中正，则正人君，必羞与为伍矣。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京兆霸城县，故为雍州大中正。皓旧吴人，父家居淮，上党。既宦达，自云本雁门。雁门人谄附者，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则并籍贯而不能理矣。）于是正论湮而怨讼敌仇之事且因之而起矣。（《晋书·王戎传》：孙秀为琅邪郡吏，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刘毅论九品之弊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无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国之事，无赏罚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讼者众。听之则告无已，禁绝则侵枉无极。与其理讼之烦，犹愈侵枉之害。今禁讼诉，则杜一国之，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此已为非，然能禁其讼诉，而不能禁其私相仇。故毅又谓其“恨结于亲亲，猜生于骨，当困于敌仇，孙罹其殃咎也。”其为祸可谓博矣。）此亦行法者之弊，不能尽归咎于立法也。

贵与言：“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覆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其视上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人国耳。”又谓：“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也亦然。”此论虽指贤良，然《晋书·王接传》云：永宁初学秀才。友人遗接书劝无行，接报书曰：“今世丧，将遂剥，而识智之士，钳韬笔。非荣斯行，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秀才，一皆不试。接以为恨。是凡对策者皆可极陈所见也。然观孔坦之言，则知秀才策试，亦已兼用经义，而孝廉无论矣。（《晋书·魏舒传》：年四十余，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舒不听。自课百日习一经，对策升第。其所试者，盖全为经生之业矣。《石勒载记》言勒立秀孝试经之制，必有所受之也。）其后秀才对策，又兼重文辞。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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